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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既看规模，更看质量、看发展就在两周前，庄士杰受邀到欧盟商会做了一次经验分享，向外资企业介绍如何探索和发现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机会。从进入中国，到进入中国内陆更广泛的二三线城市，这意味着外资在中国迎来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更多的机遇在打开。”庄士杰说，中国各地政府正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外资企业，同时二三线城市有成本相对低廉、劳动力丰富等优势。在此基础上，如果企业能够找到与当地发展方向相契合的领域，比如当前较受欢迎的高技术软硬件设施等，发展前景是很好的。庄士杰看到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变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高端服务业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行业则在二三线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这意味着不同的外企都可以共享转型升级的机遇。”

360企业安全集团高级副总裁曲晓东在致辞时表示，大数据成为行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基础设施，驱动商业、生产、业务、运营和管理模式的全面变革，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需求，需要全新的安全思想、安全方法论和安全产业思维。360提出的数据驱动安全的本质就是大数据驱动安全重构，以大数据为核心重构安全生态和服务模式，构建新的安全体系，保护企业和行业的信息化和业务安全。大数据工程实验室金融行业安全研究中心将成为“数据驱动安全”服务于金融行业的探索。

第三十七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财政部于每年1月15日前，随当年任务计划同步下达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指标体系。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于每年2月15日前，结合任务计划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制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连同上一年度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报送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人理、事理、物理可能不是学校和书本所能教给你的，但这是做企业必需的基本功。这些无法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要靠自己去悟。只有这样，才能参透一些看起来再简单不过却是别人无法认识到的基本道理。郭台铭的个性郭台铭对接班人的第一个要求也是，要找那种打死也不后退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目前而最常用的传承方式莫过于为子女购买保险、为子女购买房产和创设家族信托三种方式了，而家族信托作为传承工具的占比也在逐年提升，其提及率从2015年的16%提升至2019年的20%。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财富管理机构对高净值人群的持续教育和引导；第二家族信托解决了保险产品及房地产作为传承工具上的不足：例如保额上限较低、现金流规划能力受限、隔代传承及其他定制化功能不足等，家族信托提升了财富传承规划的科学性与灵活性；第三，家族信托成功案例越来越多，高净值人群从对家族信托了解、观望状态，真正进入落地实施阶段。境内家族信托更是首选，因为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来源及企业业务多半集中在国境内，随着境内家族信托服务不断完善，受托财产也从单一的现金类财产逐渐演变成目前以现金为主，兼有保单、股权、不动产、艺术品等多元化的资产，同时进一步融合法律、税务、公司架构等更全方位的服务，越来越高的收到高净值人群的信任。

二是社融增速可能逐渐成为投资预测的一个抓手。2018年以前，新增人民币存款长期大于新增人民币贷款，而2018年后，存贷款差异减少，近两年甚至出现了新增人民币贷款大于新增人民币存款的现象。融资“双支柱”转化为“单支柱”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2017年后金融严监管开始进入高峰期，银行与非银机构合作的货币派生路径被金融监管所压制（这一点我们在前期专题《债市启明系列20191128—存款去哪儿了》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已经成为大趋势（从2016年末到2019年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8.1%下降至5.2%），社会融资规模中表外部分的下降预计也不会转变（同期估计的“类信贷”额增速下降也从28%下降至-6%），而同期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也相对没有下滑这么多。推测中国的投资需求开始触碰到融资约束，政策层各项信贷促进政策并非没有效果，但表内信贷终究存在一些投向约束，投资的下滑可能主要来自于银行合意的信贷需求的下降。因此，在看待未来“投资-融资”时，社融规模可能是先于投资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