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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应将“应急管理”转化为“风险管理”。目前的公共安全管理思路主要是“以事件为中心”而非“以风险为中心”，接下来除了关注如何足够快速地进行响应之外，还需更多地思考如何减缓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对此，不少大城市纷纷借鉴“非典”时期备受赞誉的“小汤山”医院模式。以深圳为例，采用了将病毒核酸的实验室检测机构扩容至17家、建设“深圳版小汤山”以增加1000张床位等举措；上海则扩建位于金山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成为上海集中收治定点医院，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个集中”原则进行收治。

文章介绍，在查办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原司长李东违纪违法案件中，驻工信部纪检监察组在审查调查的不同阶段，分别面向装备工业司全体党员干部，部党组成员和机关司局、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全系统分别开展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先后有7名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让人看到了警示教育搞得好的威力。

在这个四口之家，母亲谭丽丽患有“先天性智力缺陷”，20多岁的女儿罗雨杨也有同样的疾病。事发后，罗雨杨穿着黄色的棉衣，站在屋外，目光呆滞，很难用清晰的逻辑讲述弟弟杀人逃跑的经过。按照罗强大伯的说法，罗强杀人后，罗雨杨跑去了大伯家，言语不清的比划着“出事了”。大伯赶到弟弟家中，看到弟弟和弟媳头上都流着血，谭丽丽瘫坐在里屋已经失去意识，罗学勇则头朝窗，斜躺在外屋的水泥地上。

美国参议院于2018年9月通过了《音乐现代化法案》，该法案让版权法更加现代化，解决了不少流媒体时代版权难题，被称为数十年来音乐产业中对版权保护的最大尝试。但在国内的法律环境中，编曲仍是一个未被人们注意的部分。据小马介绍，编曲权这个概念在国内的法律语境中并不存在，“音乐版权案件中，词、曲类的比较多，编曲类案件确实很少见。”

算上第3轮的4张红牌，本赛季中超前3轮赛事已经累计出现10张红牌。尽管富力卢琳的红牌是由两张黄牌累计所致，但和前3位直接领红的球员一样，卢琳作为老队员也因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领到首张黄牌后对裁判不依不饶。10张红牌的累积也创下了中超联赛同期的红牌数量最高纪录。中超首轮出现5张红牌，就追平了历史上国内顶级联赛首轮红牌纪录。在首轮申花的柏佳骏、孙世林两个负面典型遭到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双重重罚的背景下，个别球员似乎并没有受到震慑。于是当拉斐尔重复当年奥斯卡那一闷出现后，有人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足协“重典”之后，类似性质恶劣的球场违纪行为仍屡禁不止？

罗强曾在八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上，用黑笔一上一下写了“怒”、“愤”两个字。2018年12月28日下午，华星学校的元旦假期开始。那天罗强告诉父亲，自己打算放学后玩一会再回家，但罗学勇等了一整晚儿子都没回来。29日晚上10点多，罗学勇和腾老师在镇上同学家里找到了罗强，罗学勇带儿子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不过，父亲很快发现，此前罗强找他要的1000元学费预付款并未交给学校，而且被他花掉了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