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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的那本书《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中的“Paranoid”这个词在英文中固然有“偏执狂”的意思，但也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意思，全书其实和“偏执”没有关系，中心思想是“只有有危机感的企业才能生存”，所以，翻译成《惶者生存》或许更加准确。

当然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断档问题，美国现在搞了很多笑话。比如陆军搞的反舰弹道导弹项目，号称能提前研制计划4年，要在2023年投入服役，最近却被爆料所谓的“提前4年”，是美国陆军“创新委员会”负责人的强制要求，要求陆军从“现役”反舰导弹的引导头里挑一款出来作为反舰弹道导弹的引导头，结果当然是不行，因为现役反舰导弹的引导头没有一款能适应从高空大范围搜索敌舰的要求——这件事儿，听起来和伊朗人直接拿着朝鲜中程导弹的陀螺仪直接往短程导弹上装，结果导弹偏到不知哪里去的故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出生于1962年的姚刚，山西文水人，1980年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被公派前往日本留学，并获得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入职三洋证券、法国兴业银行、东京证券等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1993年，回国后的姚刚成为证监会期货部的创始人。1998年他被任命为君安证券董事长，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合并后，被任命为总裁，当时只有36岁。

部分行业增长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趋势。由于三季度汽车销量明显放缓叠加外购零部件有涨价趋势，汽车行业的业绩增长也受到抑制。电子行业部分公司依赖于原材料进口或者产品出口，经营业绩受到汇率波动影响较大；同时智能手机产销放缓也对于产业链相关公司产品及服务的需求降低。有色金属行业业绩环比下滑，一方面是基本金属价格在三季度有所走弱，另一方是新能源产业链中钴和锂价格相比二季度有所回落。受到光伏政策以及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的变化，电新行业（特别是光伏）的盈利环比二季度下降。

田薇：都有哪些国家？任正非：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与我谈过。跟一个国家签订之后，可以作为榜样。大家看到华为敢签约，保证没后门，是可以承担责任的。安全与不安全是相对的。大气层的厚度是一千公里，将来以信息组成的云厚度可能不止几千公里。这么厚的云层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差错，说不定雷打错了，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时应该怎么追究？就错误追究错误，就错误解决错误，就错误处分错误，不能无缘无故对一个公司进行全面打击。法制国家一定要以法律为基准，未经审判怎么就判决了呢？

所有这些都有确凿证据的支持。比如，美国的宽带接入费基本上是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两倍。在美国，航空公司在每名乘客身上赚取的利润也远高于在欧盟地区赚取的利润。菲利蓬的分析更宽泛地证明“市场份额变得更为集中和固定，利润也出现上升”。此外，在各个行业，更高的集中度导致更高的利润。总体来看，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税后利润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几乎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