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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并购1500家门店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自2015年上市以来，老百姓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从来没有为正过。特别是2018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净流出高达14.3亿元。根据其财务报表附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现金流出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及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另外，在具有高度权威的组织里，个人服从于权威，但权威又无法具体管到个人，制度的约束力就被凸显出来了。例如，莫斌介绍，为了防范今后的质量和安全风险，碧桂园采取的方法是一票否决制，一旦过程中出现问题，“没有拿到的（奖金）肯定没有了，以前拿到的，还要退回来。”
三、城区局部区域人口减少的隐忧实际上，中西部地区大量中小城市的收缩与我国金字塔型的等级化城镇化管理体制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小城市的发展权受到严重遏制，近几年一些省会城市的做法与中小城市的收缩有直接关系。大量的行政资源投入到省会城市，调研发现有些省会城市用了接近全省一半的土地指标，行政资源的集中使用，带来大量市场资源要素流入到省会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空间分配严重不平衡，中小城市在获取影响产业发展方面的资源要素配置远少于省会城市，为了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人口必然会从中小城市流向省会等中心城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全省各地的人口都到省会城市买房子，中小城市收缩就是必然的。
定位于城郊大盘的碧桂园，是在低售价空间里寻求利润，曾以低成本见长。2002年前后，规模尚小的碧桂园在广州增城拿下万亩土地，即广州凤凰城项目，由于增城不是当时广州购房者的目标地，项目售价很低，仅2800元/平米，含精装修。据说当时郁亮曾问杨国强怎么做出来的，2800元/平米的价格，万科连毛坯都做不出来。杨国强笑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做出来了。”
杨国强是农民出身，又做过包工头，后来搞了房地产，他的财富都是土地赐予的。过去很多年里，他被认为是“土地的信徒”，即使对其他行业有所涉猎，也不过是为了成就更大的地产业务。例如曾有内部人士透露，碧桂园的机器人产业，不过是为了给它的科技小镇里“装点东西”。但从《中国企业家》近两次对杨国强的采访来看，他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贾康指出，美国的税是直接税为主的，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设计，对经济起到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与美国情况不同，中国除了减税，还有降费的说法。比如说，“五险一金”我们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企业要交20%，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行政性收费。不合理成分更明显的各种负担怎么降？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硬骨头。
